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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一定是钱不够，他要的只是尽可能地搞更多的钱，推进整个体系，乃至整个文明的转型。

    当然了，岳麓书院这么重要的机构，完全交给王夫之，孙可望并不是非常放心，所以他把方于宣调了过来，帮助王夫之管理书院，并确保书院永远忠于他！

    王夫之和方于宣一阵商讨之后，这件为孙可望唱赞歌的事情不出意料的，又被方于宣抢了过去。

    不过，王夫之向来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事情，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卧底身份，更是忠心于永历皇帝。

    尽管，熟读史书的他看了《论李维罗马史》之后，心中隐隐有了别的想法，心中既认同，但又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

    方于宣又从王夫之手里抢了一件好差事，心里十分高兴。

    要知道，现在孙可望比原来历史上权势更大，击败满清也不再是纸上谈兵，投靠他的文人官员数不胜数，方于宣的地位远比不上之前。

    所以，方于宣也比原来历史上更加谄媚和毫无底线，组织起了几个和他一路货色的文人，竭力吹捧孙可望和朝廷。

    在他们的眼中，如今的西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吃饱喝足，政治清廉，官员做事，将士卖命，可谓是“阜安民乐”！

    而这一切，自然都是英明神武孙可望的功劳，没有摄政王孙可望的领导，就没有西南六省百姓的美好生活，更不用说驱除鞑虏，恢复河山了！

    因此，忠于摄政王孙可望，听摄政王的指挥，拥护摄政王，便是忠君爱国，便是抗清的唯一正道！

    王夫之看着这些毫无逻辑可言的歌颂溢美之词，心中十分抵触，他又想起了孙可望对他说的——“孤不缺唱赞歌的人，孤缺有骨气，说真话的人！”

    不过，他也不知道孙可望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根本不敢和孙可望说什么违逆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的王夫之，在辗转湘桂二省，参与抗清数次，见识了党争，又做了卧底之后，心态思想早已经和早先不同，只是缺个契机，一时还没法扭转罢了！

    他心中的忠君此时更像是思维惯性，被一直以来的道德枷锁禁锢着，就如同他怎么也不敢看《君主论》一般。

    这其实也就是他在李定国大胜，甚至是孙可望大胜之后，还十分犹豫要不要出山的原因之一了。

    至于摄政王孙可望，王夫之早已经不敢小瞧了，更没了之前的鄙夷之心，只是还不信任对方。

    虽然他一直认为东学高于西学，西学的源头其实是东学，但王夫之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便是他并不十分迂腐，很多时候都会认错，会辩证批判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王夫之摇了摇头，放下方于宣交给他的“长篇大论”，随即又将屋外的学生喊了进来，让他把这些“赞歌”的文稿送回去给方于宣。他并不想掺合这些事情！

    .

    随着孙可望“反腐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西南五省各个州府县城都有不少官员落马，贪腐成风的地方很快面貌一新。

    而这些落马的官员都会被直接押往长沙，受大理寺和督察司的联合审讯，根据最新版“大明律”的条例来确立罪行。

    不过，这一革新之举也使得熟知大明律的官员文人，甚至是讼棍，都成了抢手的香馍馍，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甚至是发生了不少的误判。

    而最严重的还是——长沙的天牢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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