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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杨时的此番出仕不过是蔡京等权臣在时局动荡之际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权术操.弄，是以杨时虽然被加了不少名义尊崇的荣衔，然而在当时朝堂之上尽由蔡京一党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学取代王氏之学成为官学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于想稍稍改变洛学受压制的状态，都自无能为力。

    然而杨时的出仕并进入朝堂的权力核心，客观上却是使得洛学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学一党独大的赵宋朝廷之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局势艰危，风雨飘摇的时刻，这种参与更是具备了往常不可比拟的意义，毕竟当时那由于边关烽火频传、赵宋帝位更迭而带来的充满变化的时局，恰恰给洛学的由潜到显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

    是以在靖康元年（1126年），女真人跃马南下，赵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杨时捉住机会向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连上了几道奏书，除了陈述排和议、争三镇、一统帅等具备实际操作性的建议之外，重点却是站在理学学者的立场，向钦宗皇帝讲述理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以“正心诚意”为本的治国方略，并对于荆公新学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与抨击。

    杨时声称：“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o]，而在这个推导的逻辑链条之中，杨时认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21]。

    以“正心诚意”作为君王治道的根本，这也是杨时一贯的思路，他曾多处表达过相同的意思，自然，杨时站在洛学传人的立场，对于“正心诚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学理论体系之内的诠释。他曾言：“季常在京时，尝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与之言：‘后世自是无人能正得心，若能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在他看来，“正心诚意”“此须是于喜怒哀乐未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即之后，能得所谓和”[22]，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致中和，自然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23]

    在杨时看来，他的这种君王治道的构想，是对于以往荆公新学的一种拔乱反正。他认为王安石的治道思想是自恃“聪明有以胜人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乱”[24]，然而杨时认为这样将会导致“若怀其胜心，而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为正……又固执之以不移，此机巧变诈之所由生也”[25]，所以真正符合圣人之道的君王治道，应该是通过“正心诚意”，来体认天理，进而“存天理，去胜心”，从而达到“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26]的境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

    在杨时的话语体系当中，君王本着“正心诚意”而体认天理，不但是达到修齐治平目的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惟一途径，他认为“朝廷做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27]。是以他在《上渊圣皇帝书》中说：“臣窃谓君臣相以之际，当以诚意为主”[28]，认为只要钦宗皇帝能够本着正心诚意，自然便可以应付眼前的难关，甚至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而与此同时，他在上钦宗皇帝的另一折奏书之中，更是直接对于王安石之学大加鞭挞，甚至于将蔡京一党窃居朝政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都归罪到王安石的头上，声称：“（蔡）京得以肆意妄为，而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29]，是以要求钦宗皇帝执行“正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3o]等种种激烈的举动，以“使淫辞不为学者之惑”[31]。

    在外患当前，赵宋皇朝已然朝不保夕之际，杨时却仍然执着于学术之辨，其急于为长期被压制的洛学争取到官方承认之地位的心态虽然可以理解，然而在斯时斯景之下，却诚为不智之举，以至千载之后，四库馆臣在《龟山集》的提要处对此亦不免讥之为：“又于靖康之时，以诚意进言”，[32]“未免少迂”，而在当时，杨时因学派之私而置朝局于不顾的举动，更是引起了当时朝议清流以及太学生们的一致反弹，以至于不得不狼狈去职，挂冠而去。

    然而从客观上讲，杨时的这一次难，却是使得统治者意识到了洛学是除开王氏新学之外的一大可资选择的资源，是以在宋室南迁、高宗继位，刻意要与前代划清界限的时候，洛学的大兴，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批驳荆公新学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即位，面对汴京失陷，国土沦亡的局面，急需理清前朝政治败局的责任所在，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却绝不敢将责任推到已然蒙尘漠北的徽钦二帝头上，更何况，是时蔡京等暄赫一时的当国权臣，也已然成为了朝野公认的误国权奸，是以高宗皇帝顺理成章地将靖康国难的责任，尽数推到蔡京一党头上，而在数十年来，一直被蔡京等人扯为护身大旗的王氏新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酿成北宋末年政治败局的替罪羔羊。

    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氏新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未至而又召（谯）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中也有过反复，但终究是时日绵长，根深蒂固，洛学虽然有了被朝堂接纳的可能，但要说真正取代王学成为官学，却还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导下，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胡安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为：“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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